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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是中美貿易之爭的本質
發布時間:2019-06-25 瀏覽:

5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是中美貿易之爭的本質

 

人類前四次產業革命規律是什么?強國崛起的真正原因有哪些?當前的中美之爭,與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有著怎樣的關系?獲得了上帝權力的人類還是人嗎,實現永生的人類還需要進步嗎,是否會退化?

 

這些問題,或許你都能從本文中得到答案或啟示。

 

1/ 人類前四次產業革命的規律

 

公元前4000年左右,四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國的黃河流域,出現的以金屬工具制造、使用和以水利技術大力發展為標志的農業革命,可視為人類第一次產業革命。

 

一直延續至18世紀60年代,在英國發生了以紡織機的發明和蒸汽機作為動力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二次產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引領了以電氣化、化學應用和內燃機三項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第三次產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20世紀70年代至今,特別是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與手機的普及應用,網絡與通信技術的結合帶來的信息產業大發展,帶來了第四次產業革命(信息產業革命),這一次,中國抓住機遇,成為與美國并駕齊驅的信息產業強國。

 

從時間軸看,產業革命呈現加速趨勢。

 

 

1人類第一、二、三、四次產業革命概況

 

回顧歷次產業革命的發生、發展,再對照當今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形勢,我們不難總結出以下規律。

 

(一)  歷次產業革命依次滿足不斷升級的人類需求。

 

每次產業革命的發生都必須是符合人類(特指大規模人群,而非某地域、某階層)追求更好生活的需要,前四次產業革命都是出于人類提高物質生活水平、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農業革命、紡織業革命、電氣革命、信息革命先后滿足了人們吃飽-穿暖-住與行-社交等需求,并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極大改變,給人類帶來全新的體驗和滿足。第五次產業革命(科技革命)對生命科學和人工智能的探索和追求,是滿足人類更舒適便捷、更有尊嚴和價值的生活需求的重要依托。

 

 

2  歷次產業革命與人類主要需求

 

(二)技術革命不等于產業革命,產業革命的發生依賴于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依賴于產業基礎設施。

 

產業革命的發生依賴于技術革命帶來的科技創新,然而并不是任何一種技術創新都能成為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礎,都必然帶來產業革命。例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火藥、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并沒有帶來相應的產業革命;再如,大型計算機很早就出現了,但只有喬布斯和他同時代的創新者,把人類從只有少數公司才能擁有的昂貴、大型計算機時代,帶入廉價個人臺式計算機時代,計算機如其他生活日用品一樣,進入千家萬戶。也就是說,產業革命難以通過個別技術的突破或個別產業的增長而實現,必須依靠新技術的大量集中與廣泛應用,即通過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廣泛改造升級,或形成新的產業體系,帶來全社會產業普遍發生“質”的躍升,才能形成產業革命。

 

而技術要成功應用于產業發展,一方面依賴于科技成果的轉移轉化。例如,第三次產業革命中,雖然是英國的科學家法拉第最先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但是最早且大規模將這一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的卻是德國和美國。又如,英國科學家最早發明從煤炭中提取化合物的技術,但反而是俾斯麥通過“  計劃”引進到德國,建立了重化工業。再如,雖然英國的科研傳統更悠久,但德國和美國更加重視理工類應用科技以及應用類研究機構,如,貝爾、愛迪生、西門子等,再加上強勢的政府“產業政策”主動引進并資助應用,又使德、美科研轉化周期比英國至少快3-5年。

 

另一方面,具備一定條件的基礎設施也是產業革命得以發生的必要條件。例如在農業革命時期的水渠、水壩、井田制等保障了當時中國的農耕活動和生產組織形式;海上三角貿易以及東印度航線帶來的棉花供應與紡織品銷售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必要條件;相應的保護奴隸貿易、棉花運輸、紡織品傾銷的“海軍艦隊”也是維持產業體系的必備基礎設施;德國和美國在政府推動下建立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的兩類基礎設施建設,硬件是公路、鐵路、開礦、發電、電網,軟件是社會保障與全民義務教育體系,及理工類大學的大發展。美國與中國投資建設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衛星網、互聯網、光纖網等也為美、中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保障。

 

(三)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一定的市場規模,只有大規模需求才能有效刺激產業革命的發生。

 

具備一定規模的市場需求是產業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因為規模化的生產依托規模化的需求。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生在當時世界人口最為集中的人類文明發祥地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及中國,人口超過世界總人口2/3;第二次產業革命期間,英國人口約550-1000萬,還有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而同期的荷蘭只有150萬人口。并且到19世紀中葉,形成了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德、美人口分別為8000萬和1億,到一戰前夕,德國電氣產品出口占世界電氣產品出口的比重近50%;信息產業革命時代,美國至少3億人口,中國14億人口。

 

英國、法國、德國等其他人口量相對不足國家相比美國和中國都呈現衰退趨勢。特別是美國,如果不和中國比,而和英法德日俄對比,他是明顯發展更快的。

 

產業革命的發生還有賴于一定規模的有素質勞動者。在第二次產業革命前,英國手工工場快速蔓延,培養了大批有技術、有經驗的工人,他們積累的生產經驗直接推動了各種生產機器的發明。第三次產業革命期間,德國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并加強教學與科研、生產的結合,培養了大量工科、農學、化學等方面的優秀科技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美國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期間吸引了大批外國移民。僅1820—1860年期間,就大約有5000萬移民來到美國。這些來自歐洲、中國以及拉美等國的移民不僅給產業革命帶來了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而且使全國人口和國內市場很明顯地擴大了。除了移民,快速城鎮化也為產業革命造就了大量勞動者。除此之外,從20世紀中后期至今,美國以海外代工的形式,將大量低附加值的勞動生產轉移到亞洲、拉美等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使實際的勞動者數量大大增加。

 

(四)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跨國協作。

 

產業革命的發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需要進行全球協同。從歷次產業革命,可以看到從國家治理、技術合作、生產網絡等不同層面的協同。

 

英、荷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協作,為第二次產業革命的順利推進奠定基礎。在1688年之前,荷蘭艦隊在名將米歇爾率領下,擊敗了法國,并幾乎摧毀了英國艦隊。所謂“光榮革命”甚至是荷蘭執政率領荷蘭海軍登陸英倫,和平接管了王權。當然還有無權的雙國王,即威廉的英國夫人瑪麗。荷蘭人威廉三世很像得位不正的唐太宗、明永樂大帝,力圖用文治武略證明自己的卓越與合法性。隨后,英國與“老對手”荷蘭化敵為友,英荷艦隊先后聯合擊敗法國和西班牙的艦隊,成功取得了直布羅陀海峽及地中海的通航權,獲得美洲與印度的殖民地,并取得了與西班牙殖民地進行貿易和販賣奴隸的權利,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順利推進,奠定了重要基礎。

 

英國發展手工紡織業來自荷蘭(尼德蘭)的轉移,全球貿易基礎設施——海軍,則來自于英荷聯合。英格蘭建立的東印度公司、英國公司,也吸收了大量荷蘭資本,等等。

 

1789年,英國紡織技工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竊取了英國紡織機技術后,到美國建設了第一個棉紡織廠,成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當然英國人叫他“叛徒”),后續的還有政府支持和Thomas Digges及Francis Lowell等工業間諜,系統地從英國竊取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核心技術,雖然美國不光彩,英國不情愿,但客觀上還是把英國技術復制到美國,促使美國在19世紀初完成了第二次產業革命。(順便說明,正因為美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幾乎是偷來的,美國對工業間諜會更敏感)

 

第三次產業革命,幾乎是在幾個先進的大國同時起步、相互促進下進行的,以全面開花取代了一枝獨秀的局面。某一國的重大發明,很快就被別國所吸收,相互推動,發展迅速。

 

德國與英國的競爭協作。德國領先全球的電纜工業技術,化學工業技術都是從英國引進,正所謂“英國開花,德國結果”。德國有機化學工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英國自由貿易為其提供的市場,憑借化工等新技術的突破而獲得的(英國是當時有機化學工業的最大需求國);不僅如此,德國化學制藥業公司,如赫斯特和西門子,也選擇在英國進行直接投資;此外,德國還利用英國廉價的鐵、紗線、機器等生產資料,服務于自己開拓市場的目的。

 

日本明治維新,引入科學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則是借鑒德國模式開啟工業革命。日本政府大力提倡發展棉紡織業,新辦模范工廠,從外國買入機器,并鼓勵私人投資。提出“求知于世界”的口號,積極從英、美、德、法、荷、意、瑞士等國聘請熟練的科技專家,尤其對德國和英國的技術利用最多。還派遣大批官員、技師、學生到德國等西方國家去學習與考察。聘請德國專家設置化學研究所、化學工廠,發展水泥、煉鐵及其他金屬工業,尤其是創設兵工廠。

 

第四次產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全球生產網絡是中美必須協同的內在原因。中國與美國的捆綁,實現了美國信息工業與技術向中國大轉移。信息工業革命始于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和鄧小平恰在節點時刻,聯美抗蘇,鄧小平實行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開放。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領導人領導期間,中國韜光養晦,在蘇聯倒臺后,又抓住了“反恐”、“2008金融危機”兩次戰略機遇期,與美國捆綁(深度捆綁),實現了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同步。當奧巴馬、特朗普上臺,美國悔亦晚矣。

 

(五)產業革命對“城鎮化”帶來不同影響。

 

產業革命不僅帶來經濟大發展,也帶來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城鎮化”,但不同產業革命對城鎮化方向影響不同。

 

第二次產業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推動城鎮化在世界范圍快速發展,使人類基本上完成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雖然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埃及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兩河流域,少數新石器時代的村落就出現了小集鎮和城市,但直到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以后,以滿足住、行需求為主要特征,推動城市化在世界范圍快速發展。

 

 

3 世界部分國家產業革命對城鎮化進程的影響(單位:%)

 

第二次產業革命因為機器生產和工廠制度的興起,推動了原有城市的擴大和新工業城市的發展,但并不構成“住”、“行”質變;第三次產業革命帶來的電燈、電話、電器、汽車、火車、高速公路、鐵路等通訊業、交通運輸業的迅速發展進一步加強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的便捷聯系,加速人口向城市集聚。電氣工業的發展,使大規模集合居住成為最有效率、最舒適的選擇。大規模城鎮化、城市群化,都是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產物與特征。美國1879年發明電燈,1882年紐約建第一座火力電廠,1903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1908年福特生產T型汽車……1870-1940年,美國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城市由663個增長到3464個,城市人口由990萬增長到7400萬,城市人口比例從25.7%提高到56.5%。同樣作為第三次產業革命先鋒的德國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末,城市化率由20%增長到80%。柏林則從不到20萬人口的小鎮一躍發展成為300萬人口的大都會。

 

第四次、第五次產業革命帶來逆城鎮化浪潮。一方面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化過度發展導致地價上漲、住房緊張、交通堵塞、污染嚴重等“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條件,尤其是信息技術深度發展,重新定義了“空間”距離,再加上人們追求更舒適、更有尊嚴生活的需求,部分產業和人口逐漸向城市外圍轉移,表現為“逆城鎮化”。美國、日本等都曾經歷過這一過程。

 

日本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時期形成了東京灣城市群,日本號稱全國沒有一條未整治(水泥化)過的河流。第三次產業革命成熟后,反而出現了以河道自然泥土恢復為典型表現之一的“反城鎮化”趨勢。全世界范圍內,“環保”、“綠色”、“節能”、“自然”成為潮流。這一現象背后根本原因是催生“城鎮化”的第三次產業革命已至尾聲,世界已從70年代開始進入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國“環保”格局十分特殊,中國幾乎是在同步信息化時期,經歷改革開放30年,實際是第二、第三次產業革命大規模補課周期,對中國而言,城鎮化與環保是混合期的辯證法課題。

 

(六)從產業革命脈絡看,“彎道超車”是偽命題。

 

人類歷史上產業升級與強國崛起,幾乎都嚴格按照農業-紡織業-電氣產業-信息產業的邏輯與脈絡,而且前次產業升級是后次產業升級的必要基礎條件。那些前次完成后次沒升級的國家自然衰落或相對衰落,如中國古代商朝、近代中國、一戰后英國、二戰后法國、日本,冷戰后俄國等。反之,“大躍進”式彎道超車幾乎是失敗的,包括蘇聯、大躍進后的中國,以及大量從農牧業向第三次產業革命進軍的第三世界國家,如阿根廷、伊朗、印度尼西亞、利比亞、委內瑞拉、墨西哥等。二戰后的第三世界國家實現工業化嚴格意義上只有中國。

 

一、 中、蘇同異。第三次產業革命的“重”工業特征,首先取決于資本積累。在文革之前,中國毛澤東與蘇聯斯大林幾乎是采用了同樣的“彎道超車”戰略,即不經過紡織業等“輕”工業,從農業國直接向“重”工業轉型升級:①在資本積累上,兩國同樣采用暴力革命剝奪地主、貴族、資產階級,同樣用人民公社、集體農業剝奪了農業的積累,同樣通過反小資反右,集合了小資、知識階層的積累,并同樣用人民專政下的計劃經濟完成了各自的五年計劃。② 在技術引進上,蘇聯得益于特殊世界地緣格局背景下德國、美國的“有私”輸出,中國同樣得益于朝鮮戰爭后,形成東西方冷戰格局下,必經的蘇聯對中國的“武裝”,包括“156項”的完整技術輸出。③ 中國“大躍進”大煉鋼鐵,超英趕美,是典型的強行“彎道超車”失敗。④ 中蘇分岔仍是資本積累不夠。大躍進失敗后,兩條路線斗爭后的結果是中國發動革命,向官僚階層要積累,蘇聯則保存了官僚特權。歷史上大修高速公路、大建汽車廠(大眾、保時捷等)的希特勒也在凱恩斯主義用盡后揮刀向猶太人要積累,強行向重工業超車。歷史上慘痛的政治悲劇本源正是來自積累不足、而又強行彎道超車的錯誤政策。⑤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毛澤東時代艱苦積累完成重工業基礎上,對內改革一是取消公社釋放農業,二是鼓勵鄉鎮企業、個體戶、軍轉民等多種經濟,發展輕工業。從產業升級角度,正是起始于第二次產業革命,以紡織業為代表的“輕”工業體系補課。改革開放第一輪 ,特征就是鄉鎮紡織業的興起,及連帶紡織品配額談判。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日歐開放,早期出口煤炭、金屬、木材等原料及簡單廉價工業制品,后期“三來一補”出口加工,從美日歐換得寶貴外匯,用外匯大量成套從美、日、德(以日本為主)引進石化工業、電氣工業、汽車工業等等。同時配合政治制度上“不爭論”,財政制度上“分稅制”等中央集權的大基建,投資發電、公路、鐵路、港口、機場等等,大拆大建,大規模城鎮化等,迅速完成“二三”兩次產業革命的補課與趕超。

 

蘇聯后期領導層也深感“輕”工業基礎不具備,經濟失衡,也想“改革開放”,但因地緣格局,美國為首的西方并不接受他的開放與融入,同時由于蘇聯解體,失去中央集權后盾,并沒能完成“補課”,因而衰落。

 

二、第三世界國家“彎道超車”皆是失敗,幾乎沒有成功案例。以阿根廷為例,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阿根廷利用優越的自然環境發展了發達的畜牧業和種植業。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來臨時,阿根廷試圖通過發展工業擺脫困境,大力扶植國企發展水泥、電力、冶金等重工業,試圖從農業直接進入重工業,但這并沒有讓阿根廷擺脫經濟危機,反而導致了民粹主義的泛濫,最終激起軍事政變,彎道超車失敗。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也類似,“大躍進”式彎道超車幾乎都以失敗告終。即使如相對發達的韓國,從第一次產業革命直接超車至第三、第四次產業革命,小馬拉大車看似輝煌,但此類頭重腳輕的經濟體經不起任何危機沖擊。1997年韓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幾乎破產,30個大財閥企業中有16家慘淡退出市場,25家大型銀行中的16家沉寂消失在歷史舞臺上。全社會大量失業、中產階層沒落,韓國經濟遭受史上最嚴重打擊,其影響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

 

三、或可成功的小國案例:越南模式。越南正嚴格復制中國改革開放道路,前景較大概率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越南從勞動力密集的紡織工業起步,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2017年GDP總值達到2276億美元,經濟總量已和葡萄牙相仿。紡織品服裝、鞋類、消費電子產品等占全國出口總額的60%以上。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升高,越南憑借其較為廉價的勞動力,有可能成為新的小“世界工廠”。

 

(七)從產業革命看GDP失真與研發經濟的重要性。

 

研究宏觀經濟規律的感受是,GDP、GNP只是統計數字,近年來越來越失真,比如俄羅斯GDP尚不如廣東省;中國的鋼鐵、水泥、高鐵、電力、化肥等都占了世界一半以上,幾百項第一,但中國的GDP不是第一。這說明GDP數字失真了,其中除了匯率、統計科目的失真,還有更深層的產業與科技原因。

 

一、一二三產業劃分已過時。① 一、二、三產業統計在GDP中的比重,更多反映的是工業革命時期的宏觀經濟。經過多輪的工業化改造,農業中包含了大量的工廠化、流水線農業、牧業,也包括大量觀光農業以及新興的田園綜合體,它們是什么“業”呢?比如內蒙古的羊肉成本高于從德國進口的羊肉,因為內蒙古是傳統畜牧,而德國是現代(或叫科技工業型)畜牧。② 一、二、三產業統計中,無法顯示科技與產業先進度。俄羅斯的GDP再低,也是能研發飛船、制造各類飛機的國家,飛船工業的GDP數字與制鞋、制衣不是同等維度的。

 

二、投資+消費+進出口,同樣不能反映產業質量要素與經濟效率。所謂挖個坑再填是二次GDP。同樣,凱恩斯主義只能風行于二戰前后,在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影響下,低端的投資、低端的出口、經濟價值含量越來越低。

 

三、現代經濟應當劃分為研發經濟、實體經濟與服務經濟三類。其中,從第三次產業革命開始,以愛迪生實驗室、貝爾實驗室、Google 阿爾法研究院、德國弗朗霍夫等為代表的研發型經濟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成為產業升級的核心與發動機。實體經濟中,可以按第一、二、三、四、五次產業革命形成的主導產業進行分級,更能有效觀察對比、指導高端產業的發展與政策引導。

 

實施新的GDP修正與產業劃分修正,才能指導突出培育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突出加強研發經濟的比重。

 

 

2/ 花落誰家?強國崛起的真正歷史規律

 

(一)第一次產業革命與中國周、秦的崛起。

 

在農業革命時期,農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國家強盛的根基,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技術、基礎設施以及適合農業發展的制度設計,都是農業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

 

第一,中國周能夠取代商,跟周重點發展當時的戰略新興產業農業密切相關。整部《周易》所講都是夏朝農業部長“稷”的后人對農業的詮釋,“小國周”打敗老商業強國“大商”的策略,講的都是農業產業治天下的制度設計:井田與分封。結合《尚書》、《詩經》看《周易》,這是一部周文王與周公共同寫作的農業革命、周取代商崛起的史詩。周易對“鹿”、“豬”,多種農作物以及風、雷、雨、水、澤、土、火等自然要素,天時地利的描述,比比皆是,用心良苦。是對內培養團隊(君子)、對外指引策略的史書與教科書。周之后,江山就叫“社稷”。

 

第二,秦國逐步走向強大也是以農業作為堅實基礎。在秦之前,魏國經歷李悝、西門豹、吳起變法,率先崛起。李悝提出“盡地利之教”,大力發展農業,變法奠定了富國強民基礎。吳起從魏去楚后,推行的楚國變法也都是效仿李悝之法。魏國整河渠,興水利,強“武卒”,故能以晉分三國起步,成為戰國第一霸。秦國重用商鞅(商鞅本是魏人,封地商,稱商君),復制了魏國耕戰變法,因而崛起。春秋末期吳王修刊溝,戰國魏通黃河,秦國修都江堰、鄭國渠,而其他各國都無史載此類巨大的農田基礎設施。都江堰、鄭國渠各興田約400萬畝,每畝增產可養1人,即800萬人,即100萬戶,這才是大秦崛起、楚漢爭霸的戰略資產。

 

第三,從四大文明古國的興衰來看,也能發現農業規模的重要性。同時興盛的四大文明古國,為什么只有中國文明5000多年一直延續?為何只有中國能“大一統”,根本答案只有一個:大規模農業基礎設施。

 

1)四大文明只剩中華的農業原因:秦朝統一六國后修筑的長城,成為中國農牧業的分界線或“圍墻”,避免了牧業文化區對農業文化區的沖擊,也讓長城以內的農業文化區一系列基礎設施得以保留和發展。黃河、都江堰、鄭國渠、京杭大運河等各年代修筑的重大農業基礎設施,雖然歷經數百年或數千年,從未遭受重大毀壞。而古埃及的尼羅河、古巴比倫的兩河流域,古印度恒河流域恰恰缺乏“長城”的保護與分割,輝煌一時的農業文明,隨著灌溉系統沒落,被戰火反復摧毀,一蹶不振,成為歷史。以古巴比倫為例,古巴比倫先亡于波斯,再亡于阿拉伯,最后在1258年被蒙古人徹底破壞灌溉系統。

 

2)“大一統”的根基:農業基礎設施的完備奠定了農業的發展,而農業是王朝發展的決定要素,王朝實現大一統的基礎是農業區的大一統,非農業區如東北、西北、河西走廊、西南、東海沿海地區始終有得有失。秦王嬴政修長城,通靈渠,通秦淮。隋煬帝楊廣打通大運河,正是中國農業文明延續與一統的根基,真正的“大一統”始終在長城以內,長江、黃河、大運河的流淌范圍內。

 

3)古代戰爭:游牧民族從未戰勝過中原文明,包括軍事。農耕文化先進于游牧文化,能提供更為穩定和豐富的生活物資來源,能夠規模制造更多的手工產品,包括秦箭唐刀明炮等武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周朝時期的西戎,秦漢時期的匈奴、鮮卑,北魏時期的柔然,隋唐時期的突厥、回紇,宋朝時期的契丹、女真,明朝時期的蒙古、女真,還是清朝時期的喀爾喀、準噶爾,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曾發生過多次的沖突與戰爭,但游牧文化都未能戰勝農耕文化,甚至被農耕文化所同化。所謂“草原帝國”“游牧可汗”,相對于大規模先進的農耕文明,都是偽命題。

 

秦始皇建長城后,特別是大運河修通,華夏文明表面敗于游牧民族只有元朝一次。研究蒙古軍史的學者普遍過度關注于騎射,忽略了無敵蒙古軍團的構成正是蒙古軍隊+中原產業。正是南宋失策的聯蒙滅金,將中原拱手讓于蒙古,蒙古人合并了中原的人力、財力、武力、器械,才能無敵。建立元朝的忽必烈在內部爭汗的戰斗中,所依仗的主力正是中原漢軍,正是中原世候漢軍打敗了阿里不哥等其他大汗的純蒙古軍主力,才有了忽必烈汗。南下滅宋的元軍主力仍是中原漢軍、中原漢人艦隊。可以說元滅南宋,無非是忽必烈統治的中原統一了江南割據政權。無非是復制了晉滅吳,隋滅陳,宋滅南唐。努爾哈赤在后金實行“八旗軍制”“牛錄制”“滿漢分治”之后,建立起農業基礎,才能滿漢合流,趁亂輕取天下。所謂滿清入關,也是滿漢合流,以80萬北方漢軍為主力的大一統農業區統一戰爭。大清占據農業區后,面對沙俄東進,反而逐步放棄了通古斯發源地,后退了滿洲舊地。與周室滅商占商后開發中原移都洛陽是同樣的中原邏輯。

 

(二)第二次產業革命與英國的崛起。

 

17世紀的荷蘭似乎具備比英國在18世紀工業革命時更為優越的幾乎所有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但是第二次產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生在1566年即完成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建立共和國,政治制度更加開明、金融制度更加完善的荷蘭?一方面是因為荷蘭在進行海外擴張完成原始積累富甲天下后,沒有將多余資本用于紡織工業積累,而是投向圍海造地及漁業,畢竟荷蘭當時只有150萬人口;另一方面是英國具備當時棉紡織業大規模生產的所有條件。一是擁有產業革命的生產技術,英國率先發明了“珍妮紡紗機”,它的出現極大提高棉紡工業生產效率;二是具備一定體量的市場規模和人口,當時英國和全球人口分別達到1000萬和10億規模,只有能大規模機械生產的棉布才可滿足人類穿衣需求,反之需要手工制作的絲綢和麻布則不行;三是具備保證產業革命發生的基礎條件,荷蘭執政兼任英國國王:1688“光榮革命”是英國工業革命的轉折點,也是英荷國運的轉折點,同時也是英荷誰完成工業革命的轉折點。

 

威廉三世是個荷蘭愛國主義者,他武力搶占王位,從荷蘭向英國大量移民(等同于殖民),從荷蘭向英國引入大量資本(也可叫剝削),從荷蘭帶來軍隊教官,甚至宮廷衛隊等。英國人叫他“征服者”,“荷蘭人的王、英國人的執政”。

 

1688年之前的1566年,荷蘭軍隊率先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尼德蘭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威廉三世的爺爺,成為荷蘭國父(最高執政官)。荷蘭共和國打敗了西班牙強權,在東印度、南北美,建立了“公司+航線+貿易+殖民地”模式,是第一個充分發展殖民制度的國家。荷蘭控制了70%的貿易,比英國大一倍。壟斷了金融業,直到18世紀荷蘭仍然是英國債權人。

 

克倫威爾出于貿易和財富的目的,發動了三次“英荷戰爭”,最后一次在名將米歇爾帶領下,荷蘭艦隊不僅打敗了英法艦隊,還發明了海軍陸戰隊,登陸倫敦。正是由于荷蘭敵人查理二世之后英國宗教內亂,給了荷蘭執政威廉三世機會(時任奧蘭治親王、荷蘭執政),使得荷蘭執政得以帶著海軍陸戰隊奪得英國王位。也正是他一手托兩家——“英荷同體”,將荷蘭1566年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包括造船業艦隊、陸軍制度、資本與金融制度、貿易航線與殖民地模式引進復制到人口更多、國土更大的英國,催生了英國工業革命(第二次產業革命)。他的歷史作用非常類似于周商合并時的周公。

 

軍事上,威廉三世通過英荷協議,將英荷聯隊中英國艦隊的比例定為60%,并由荷蘭資本貸款給英國大造艦船,讓原本弱于荷蘭的英國海軍數年后成為世界第一。

 

他同時引入了荷蘭軍官團,徹底改造了原本微不足道的英國陸軍,建立了新式7萬陸軍。他發動并打贏了“西班牙王位戰爭”(1702-1713年)、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1689-1815年),大敗西班牙和法國。他死之前于1702年10月“維哥灣海戰”,消滅西班牙與法國主力,從此英國才控制了三角航線和東印度航線,接手荷蘭控制了貿易。

 

同樣,也是威廉三世本人將英荷東印度公司劃分了貿易領域:英國在印度發展棉紡,荷蘭在東南亞發展香料。20年后,英東印度公司棉紡利潤即超過荷蘭公司的香料。他甚至安排了從荷蘭給英東印度公司大量股本。也是威廉于1694年用荷蘭模式和資本,改革了英國財政和金融制度,包括發行公債、成立英格蘭銀行、成立皇家鑄幣廠、建立倫敦證券交易所。如果沒有威廉三世的文韜武略,沒有從荷蘭復制引入技術、資本和金融制度,就沒有英國的第二次產業革命。正如丘吉爾所說“在個人本領、能力與治國才能上很可能無人能超越他”。

 

(三)第三次產業革命與德國、美國、蘇聯的崛起。

 

德國、美國、蘇聯能強勢崛起,還是因為具備了產業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首先,德國和美國擁有電氣革命發生的產業基礎設施。一是電氣技術的率先大規模應用于生產。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本質是電氣革命,最顯著的表現是電氣應用。雖然是英國的科學家法拉第最先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但是最早將這一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產的卻是德國發明家西門子和美國發明家愛迪生。正是以他們為代表的一批科學家所發明的發電機、輸電設備等產品將德國和美國率先帶入電氣化時代。

 

二是大力依托和發展煤炭、鋼鐵、公路鐵路等資源及交通基礎設施。以德國為例,在俾斯麥政策指導下,德國全境競相修筑鐵路,對煤炭、鐵軌、機車、車廂等產生了巨大需求,有力地推動了采煤、冶金、機器制造等一系列重工業部門的擴建。其中,德國魯爾區以煤炭、鋼鐵為基礎,大力發展經濟,在短時期內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工業基地。而美國在西進運動中,大力加強鐵路、公路、電站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其中以鐵路的發展最為突出,鐵路的投資建設不但為美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且鐵路的發展通過后向聯系又帶動了鋼鐵、機械和煤炭產業的發展。同時,美國政府通過1861年《加利福尼亞法案》、1862年《太平洋鐵路法案》授權鐵路的建設,政府贈予土地用于鐵軌鋪設,大大加速了鐵路的快速擴張。通過鐵路、公路、發電廠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不僅為德美兩國提供廣闊市場,而且拉動了鋼鐵、汽車制造等產業發展,為后來兩國經濟騰飛奠定堅實基礎。

 

三是擁有統一市場、產業人口規模和產業資本。德國通過普法戰爭,實現了國家統一,促進了德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同時,以普魯士為首的多數邦國逐步實行農奴制改革,德國封建農民逐漸轉變成了自由勞動力,獲得了產業革命所需要的大量工業人口;同時,德國貴族將這筆巨款贖金逐漸投資于工業生產,轉化為產業資本。最后,俾斯麥執政時期的德國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產業工人的生活條件,延長了工人勞動壽命,滿足德國工業革命發展對勞動力不斷增長的需求。類似的,美國一方面通過向西開發搶占印第安人空間,另一方面則通過南北戰爭摧毀了南方封建莊園經濟,廢除了奴隸制,為美國產業革命的開展提供了大量產業人口和生產資本,同時也為工業品打開了國內市場,促進美國統一市場加速形成。

 

到一戰爆發前的1913年,美國、德國、蘇聯、日本的人口規模分別為9700萬、6600萬、1.75億、5300萬,遠遠超過了英國、法國的4600萬、4000萬。充分說明4000萬人口級別以上的英法,特別是在民主制的發展中,在新一輪產業革命競爭中被5000萬-1億人口級別的德、美、蘇、日甩下了。

 

 

4 一戰前(1913年)美德蘇日英法人口、政治制度及工業化政府作用對比

 

四是政府出資大力發展教育科學事業、極大推動電氣革命發展進程。以美國為例,美國本身不具備英、德等國家悠久的科學傳統,幾乎白手起家。1850年美國北部及西部諸州已經實行免費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世紀晚期,美國開始建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全民免費教育體系。1860年之后的半個世紀,美國中小學在校學生數量由570萬人增加到1800萬人。1870-1916年,美國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數從9300人增至49800人,教育經費從6千萬上升到6億美元,1862年“英里爾法案”劃撥出國有土地在各州建立理工和農學院,許多工業技術學校和工藝學校也在電氣革命時期建立起來。正因為這些舉措,為美國的電氣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產業技術、專業工程人才保障。美國推動科技創新,重視科研轉化、理工類應用技術與實驗技術,建立了大量工業研究所,并撥款在各州大學建立應用技術研究中心。而中國工業化階段理工類院校模式與其說是學蘇聯不如說是源自美國。

 

相對于德國和美國,蘇聯的快速崛起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大規模獲得德國、美國技術轉移。德國為了突破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將很多軍事工業和武器研發試驗搬到了蘇聯,讓蘇聯的重工業和軍工技術得到飛躍式的發展。

 

一戰后,蘇俄被西方封鎖,德國也被英法限制軍備,列寧和斯大林迅速與德國結盟找到合作點。德國將國防工業項目搬到蘇聯,雙方合作包括:火炮、坦克、艦船、飛機等。德國正是通過“技術轉移+教官+貸款”,幫助蘇俄建立了國防工業。僅僅1930-1933年,蘇聯就從德國進口了23億馬克設備,比如德國將全套E-Ⅰ級潛艇的圖紙送給蘇俄,打造了潛艇部隊。

 

二戰元兇格林元帥也是蘇俄航校的教官,蘇俄主要的炮彈廠由德國克虜伯協助建造。此外,美國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向蘇聯進行大規模技術轉移和貸款、投資。美國對蘇俄的幫助,既包括資本、設備,還包括先進的工業設計。

 

著名德裔美國人阿爾伯特·卡恩是美國工業建筑與規劃先驅,既是“美國現代工廠之父”,也可以說是“俄國現代工廠之父”。正是他設計了福特汽車廠。也是他總共為蘇俄設計了521個工廠,并訓練了上千名工程師。沒有阿爾伯特·卡恩就沒有蘇聯“一五”、“二五”計劃。由卡恩設計、美國廠商提供設備的工廠,幾乎覆蓋了俄國所有重工業行業。比如軍艦、坦克、拖拉機、鋼鐵、煉油、無線電、軸承、汽車、火藥等。通用電氣、美國無線電公司、通用及福特汽車、杜邦等都積極投身其中,也賺的盆滿缽滿。

 

二是通過大量剝削農民財富,形成快速資本積累,從農業國向工業國邁進,直接建立第三次產業革命基地,用于發展重工業。例如,蘇聯通過蘇維埃革命、興辦農業合作社等方式,大肆剝削農民利益,獲得原始資源來發展重工業,只用了短短三十年就完成了西方需要上百年工業化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發展歷程和蘇聯十分相似,通過土地革命、大辦人民公社、反右派等群眾運動,積累必要大量原始資本發展重工業。

 

總之,中國復制了蘇聯的模式,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做法從歷史上看幾乎如出一轍。但是中蘇的分岔點又有兩次。一次是毛澤東通過大革命向官僚階層要資本發展“兩彈一星”等國防科技工業,而蘇聯則保留維護了官僚特權階層。另一次是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通過大規模引入美國、日本等國先進技術,從紡織業為代表的輕工業入手,補上了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根基。而蘇聯直到解體也沒有補上這一課。這是國運分野的國策之始。

 

(四)第四次產業革命與美國、中國的崛起。

 

美國從獨立到現在僅僅走過了二百多年的歷史,可是它卻在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取得了無人撼動的地位,成為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特別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發生以來,美國引領了信息產業的變革,以IBM、微軟、思科、蘋果、谷歌、FACEBOOK等為代表的偉大企業先后崛起。而中國則依靠改革開放和巨大市場規模,大量引入美國先進技術,實現了信息通訊領域的跨越式發展,誕生了像阿里巴巴、騰訊、聯想、華為等一批世界級互聯網和信息科技企業。

 

探究中美兩國在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崛起的深層次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兩國都具備發展信息產業的完整基礎設施要素(互聯網、光纖、手機、衛星)。以中國為例,中國目前光纖寬帶占比超8成,全球最高,4G普及率高出全球均值一倍多。截至2017年底中國光纜線路總長度3406萬公里,光纖端口達到6億個,光纖用戶達到2.6億戶,是全球光纖寬帶用戶最多的國家。中國的手機終端用戶也達到7.6億,也位居全球第一。同時,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擁有超級計算機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目前擁有202個全球最高性能計算機。相比之下美國只有143個,排名第二位。日本擁有35個超級計算機位列第三,德國有20個排名第四。此外,世界上擁有全球通信導航網絡的國家目前也只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

 

二是中國和美國擁有信息產業革命爆發的前提條件:相當規模的城鎮化人口數量及相當體量的二、三產業規模。截至2017年底,中國、美國、印度的人口分別是13.8億、3.3億、13.3億,大大超其他潛在競爭國家。其中,2017年中國和美國的城鎮人口分別為7.8億、2.8億,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為信息化工業的到來奠定了人口規模基礎。同時,中國和美國二三產業規模體量也極為龐大,中國制造業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一,服務業規模也不斷上升,其中2017年服務貿易總額達到6575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同時,世界上完整完成一、二、三、四次產業革命的國家也只有中國和美國。

 

三是美國政府最早推動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引領了產業的變革。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在美國軍方的大力倡導下,克林頓政府積極推動計算機、互聯網技術進步和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即實施“信息高速公路”戰略、“因特網-II”、“下一代互聯網”等國家戰略計劃,這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它使美國在迅速普及以電子計算為特征的基礎上,率先進入到以計算機與通訊相結合的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同時,美國在IT、生物醫藥等領域擁有大量的科學家、工程師等研發人員,這也為美國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保障。

 

四是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三代領導人的帶領下中國抓住了40年寶貴戰略發展時期。期間,中國利用美國圍堵俄羅斯和反恐戰爭背景下需要與中國聯盟的蜜月窗口期,大力從美國引進(幾乎是復制)信息產業革命的最新技術和成果,同時從德國和日本引入第三次產業革命(電氣制造、重化工業等)先進技術,實現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

 

正是基于以上四點因素,信息革命的時代具備崛起條件的國家自然只剩中國和美國。

 

 

世界主要國家信息基礎設施比較

 

(五)國家制度集合力與強國崛起。

 

從歷次技術革命后世界各國的國運起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技術革命后的產業轉型期一國是否具有強健的“制度集合力”,是產業革命能否順利推進的必要條件,也是產業革命能否撬動大國崛起的重要條件。

 

一、“周英王道”的制度集合力。在農業技術革命時期的中國周王朝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后和殖民擴張時期的英國都表現出較強的制度集合力:對內“集權”、對外“封建”,在殖民統治范圍內不搞拿破侖法典式的“移風易俗”而就地取法“入鄉隨俗”。在內部,周王朝根據宗法制建立了周天子集權的貴族等級體系;對外,周天子任命掌握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和知識的王室貴族成員擔任諸侯,推行周禮的同時尊重各諸侯國當地傳統習俗。同樣,殖民擴張時期的英國,也是對內采取君主立憲,貴族統治,對殖民地采取“分封式”管理,使各殖民地建立起與母國相似的法律和貿易體系,從而建立起推動產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和市場需求體系。

 

二、秦漢、德日俄美等國“霸道”的制度集合力。縱觀世界歷史,技術革命與產業轉型時期幾乎不存在真正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歷次產業革命中的代表國家,除美國聯邦制外,其余幾乎100%是集權、反民主甚至是專治的統治。第一次技術革命時期,中國封建帝制初期的秦漢王朝對內施行中央集權,對全國范圍內的物力、人力資源進行調配,確保大型水利、國防工程的實施。第二次產業革命發生在君主立憲制下貴族專制、婦女甚至無選舉權的英國,而沒有發生在率先建立民主共和體制并選舉首相且資本實力更雄厚的荷蘭。這很大程度上緣于沒能復辟當上荷蘭國王的奧蘭治親王借1688年光榮革命之機,率一萬荷蘭海軍陸戰隊登陸倫敦,當上了英國國王“威廉三世”,并機緣巧合地召集英荷艦隊,打敗了西班牙法國,控制了“三角航線”與東印度航線,引入了荷蘭資本、人才制度,促成了英國工業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中,德意志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首先是在絕對帝制的德皇支持下,專權地建立了與電氣重化工業產業模式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鐵血”地迅速將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成果轉化為產業和國力。德皇威廉二世名言“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獨相俾斯麥則反對建立內閣,由他直接任命各部負責人(國務秘書)。蘇聯也是在斯大林集權統治下全力發展代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電力、鋼鐵、化工、軍工等重工業,實現產業轉型。第四次技術革命中,即便是聯邦制下的美國,也集權化地整合軍工聯合體的技術和產業優勢實現了登月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催生了一大批現代新型科技產業,計算機、衛星網、互聯網等都是傾舉國之力軍轉民衍生的產物。

 

三、人類“民主”規律。二戰以后尤其是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一直將民主、自由、博愛等“普世價值”作為人類政治體制最合理的形態。但研讀世界歷史可以發現在技術革命后的產業轉型關鍵時期,集權和“反民主”制度往往是主流;而真正“民主”的制度一般在技術革命間隙的長期穩定狀態中存在。第一次技術革命之前的游牧社會、漁獵社會和貿易小國,如中國上古時代和西方古希臘城邦國家大都采取以選舉為特征的民主共和體制。

 

《禮記》書,“大道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講的是大禹之前部落共選的原始民主與禪讓制。游牧民族蒙古在《大禮撒》法典里明文記載了原始選舉制。希臘城邦(其實規模類似于我國的一個鎮)當然也能召集人數不多的全體男子開會民主決策。

 

即便經過幾千年封建專制熏陶的華人農民,1777年在南洋婆羅洲(加里曼丹)也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選總統制共和國“蘭芳”,共選舉了12任總統(后為荷蘭所滅)。“蘭芳”的民主基礎是島國貿易。中國作為第一次農業技術革命后存續時間最長的農業國,開國于周,秦漢走向集權乃至暴政。最“民主”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最享有自由政治權利的時代,是農業產業穩定期的宋代。明代加強了專政,同時也擴大了“內閣制”,甚至出現了30年不上朝的“虛君”萬歷。第二次技術革命時期,制度集合力較強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英國和封建帝制下的法國迅速完成技術革命后的產業轉型。而到了第三次技術革命時期,制度集合力較強的德意志、日本和美國抓住了機遇,把已經“民主”化的英國和大革命后的法國甩在身后。

 

法國歷史上最自豪的時期恰是拿破侖的皇帝集權統治與第二次技術革命重疊的時期,拿破侖之后的法國始終擺脫不了西方二流強國的身份。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內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兩百多年的工業化歷程,靠的也是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社會管理制度,而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民主自由” 和 “優越”,且承接了歐洲工業革命成果的拉丁美洲,資源更加豐富的非洲,到如今都仍沒能全面實現工業化,關鍵因素也是欠缺制度集合力。第四次產業革命時期,日本“失去的30年”也是在被強迫“民主”下不斷更換首相的三十年。

 

四、 “普世價值”的曙光。以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第五次技術革命或許能為人類真正帶來“自由、民主、博愛”。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解決困擾人類社會千百年的信息對稱問題:區塊鏈技術已經使去中心化的金融體系成為可能;生命科技的飛速發展正在使人類逐步實現擺脫疾病和死亡的愿望;將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能力與機械力量相結合的智能制造等,有望徹底消滅人類社會中的剝削、壓迫和奴役,為人類打造一個真正的“自由、民主、博愛”社會。

 

(六)產業革命、地緣格局與強國崛起。

 

產業革命是強國之主要因素,地緣格局與文明沖突也同樣影響著國家興衰和民族命運。縱觀世界歷史,大陸國家處四戰之地,相對邊緣國(包括島國)地緣不利,強國崛起之路往往不易。古今中外,率先在發展新興產業中崛起成為強國,又在爭霸中失敗的典型國家如戰國時期的魏國、冷戰時期的蘇聯,都是因為大陸地緣劣勢而失敗。

 

優越的地緣格局為戰國時期秦統一六國提供了有利條件。戰國初期,收益于李俚變法提出的“盡地利之教”及“耕戰”思想,魏國率先崛起,成為戰國第一強國。但魏身處四戰之地,難以發展,最終由盛轉衰。后來,秦國通過商鞅變法成為戰國七雄之首;楚國也通過吳起變法實現經濟的迅速增長。為遏制秦國發展,以楚國為首的關中六國先后發動了六次合縱抗秦,但由于立場不堅定,在秦國連橫外交的反擊下均以失敗告終。

 

今天再看“秦國崛起”,除了擁有關中和巴蜀兩個富饒的農業區、經濟實力強大外,位于進可攻、退可守的四塞之地,西側弱小的游牧民族奠定后方穩定,東側趙韓魏三國彼此不和,優越的地緣優勢也是其在戰國七雄博弈中勝出的有利條件。最終爭奪天下的正是地處邊緣又完成了耕戰變法的秦與楚。

 

地緣環境與地緣戰略失誤是德國一戰失敗的重要原因。第三次產業革命使德國成為20世紀初的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綜合國力遠勝英、法、俄等周邊國家。但“一戰”和“二戰”中,德國均以失敗告終,這與地緣環境不無關系。一方面,德國地處中歐,東西南三面均被其他歐洲國家制衡和牽絆,容易面臨周邊國家的聯合包圍攻擊,地緣環境處于劣勢;另一方面,從地緣戰略來看,一戰時德國選擇與同樣處于中歐內陸的奧匈帝國結盟的,并陷入英法兩大邊緣國以及陸地大國俄羅斯的東西戰略合圍中,加上海權強國美國的參與,德國最終失敗。一戰德國憑產業升級的國力東西兩線作戰,東線戰勝俄國并資助觸發蘇維埃革命。西線力戰英法聯軍幾乎獲勝。功敗垂成的轉折變量是美國的150萬陸軍于1918年參戰挽救了法軍。美國海軍也參戰救了英國。美國參戰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潛艇攻擊與策反墨西哥的電報只是借口。在美國的所謂中立期,共向英法各提供了約40億美元貸款(美國正是通過一戰由60億債務國變成100億債權國),債權已將利益綁定,豈能不救英法。

 

地緣格局“內憂外患”,也是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蘇聯繼“十月革命”后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二戰”結束后更是成為世界上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但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蘇聯迅速走向衰落,并在1991年轟然倒塌。究其原因,一是內部協同方面,加盟共和國之間沒能經受住危機考驗,本應“共甘共苦”的各國開始后悔向鄰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二是外部地緣關系方面,美國的冷戰制裁,中國、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立”,大大削弱了蘇聯的凝聚力。用普京的話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中國在當今世界地緣格局中也處于類似魏、德、俄的地緣劣勢位置,破局只有兩條路:一是南面以東南亞為“一帶一路”最重要腹地,類似格局如《周易》中屢屢提出的“西南得朋”,及秦國南向巴蜀,及俾斯麥打通柏林—巴格達—伊斯坦布爾鐵路走廊。二是反向英荷東印航線,向西與歐亞大陸島南線打通,包括與眾英聯邦國家打通。

 

 

3/ 第五次技術和產業革命:中美之爭的本質

 

(一)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正在發生。

 

前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滿足了人類從吃飽、穿暖、住行電氣化到社交網絡化的物質層面需求,以生命科技與智能科技為支柱的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則是滿足人類更高層次需求——“有尊嚴的生存與發展”。

 

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將是科學革命、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三大革命的交叉融合。這是一次“完整意義”的復合型科技與產業革命,明顯區別于前四次科技產業革命。從科學角度看,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將是一次“新生物學革命”;從技術角度看,將是一次“創生和再生革命”;從產業角度看,將是一次“仿生和再生革命”;從文明角度看,將是一次“再生和永生革命”。

 

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是一次改變人類自身的科技革命,將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模式,從學習、工作、家庭到壽命等。如果它的預期目標能夠實現,人類文明將進入“再生時代”。

 

前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世界格局和許多國家的命運。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其影響將超過前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相關研究表明,從現在到2040年前后,將是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孕育發展的關鍵時期,正在帶來世界發展格局的深刻變化。

 

(二)為什么主角是美國和中國。

 

一方面,完整的經歷歷次產業革命形成了美國、中國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不僅是終端產品能量化生產,連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都能量化生產,有利于形成良性產業循環。

 

世界主要國家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國家都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但是有的錯過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如美國、日本、德國;有的錯過了第三次產業革命,如英國。

 

對于今天仍在繼續的第四次產業革命,美國和中國因為具備較為完備的信息產業基礎設施、相當規模的市場需求及相當體量的二、三產業規模等因素,成為真正主角。

 

 

5 世界主要國家產業革命歷程

 

另一方面,美國和中國在第四次產業革命中積累了全世界最為完備的基礎設施,有利于第五次產業革命的發生。當前正在孕育興起的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必須在累積歷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基礎設施成果的基礎上展開,尤其第四次產業革命打下的信息化基礎更加重要,如互聯網、光纖、手機、衛星等。盡管如今日本和德國也表現出良好的勢頭,但因其均欠缺第四次產業革命的積累而使得他們缺乏足夠的基礎和實力與中、美抗衡。

 

反觀前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可以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中國一樣全部完成前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并進入到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中,因此,在當今正在興起的第五次產業革命中,中國和美國因為具有更加完備的基礎和條件而成為主角。

 

(三)中美的實力與較量。

 

可以說,世界第五次產業革命的終極擂臺上,只剩下了中美兩國,中美之爭絕非貿易戰,而是科技與產業之戰。中國也絕無可能再韜光養晦(否則美國人豈不是傻子),唯有知己知彼,放手一搏。既是第五次產業革命之爭,中美的斗爭焦點必然圍繞信息工業、智能產業與生命產業領域展開,雙方攻防也必然會圍繞研發能力、轉化能力,三大產業基礎設施能力、市場規模能力而展開。

 

一、實體經濟:崛起與弱化的對壘。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表明,發達強健的實體經濟是一國應對危機、擺脫困境、進軍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關鍵。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歐國家之所以至今難以脫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實體經濟較弱,包括先進制造能力的退化。

 

美國:長期“經濟虛擬化”,挽回實體經濟任重道遠。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帶動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實體經濟的核心即“制造業”占美國GDP 的比例為27%~23%,2013年這個比例僅僅為12.1%,制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也從20世紀50~60年代的27%~23%下降到2013 年的8.5%。

 

[美]拉娜·弗洛哈爾(Rana Foroohar)在其《制造者與索取者:金融的崛起與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一書中通過大量的深度報道與案例解析指出:美國現在只有15%的貨幣進入了實體經濟,其他貨幣均留在金融領域內自我循環;金融業攫取了全美經濟利潤的25%,卻只創造了4%的就業崗位。

 

同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2017年世界各國GDP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高達19.4萬億美元的GDP中,真正由實體經濟創造的部分僅僅不到5萬億美元,剩下的14.4萬億美元的GDP中,超過80%以上統統來源于金融市場操縱下的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在美國經濟中的大幅度萎縮被美國經濟學界稱為“美國經濟的去工業化”(麥金農),制造業已經不再是美國經濟的支柱。”

 

在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公布的統計資料中,金融房地產服務業已經成為15大行業中對美國GDP貢獻最大的行業,是當代美國經濟的支柱產業。美國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已經從實體經濟的核心即“制造業”轉向虛擬經濟的核心即“金融房地產服務業(亦稱高端服務業)”。

 

隨著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呈指數不斷增加,要重新進入其已經喪失的實體經濟領域的成本需付出巨大代價,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國在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競爭中的優勢。

 

中國:“逐鹿”先進制造,實體經濟突飛猛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致力于發展以工業制造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中國產業政策和經濟發展自始至終沒有脫離以工業制造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尤其是本世紀初加入WTO后,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按照聯合國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中國工業規模總量不足0.4萬億美元,2013年則超過4萬億美元,中國工業規模增長了10倍。由此計算,中國工業占全球比重,從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此外,德國之聲網站援引法新社報道指出,美國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工業品生產國。

 

美國市場調查公司IHS的研究稱,2010年中國生產的工業品總價值為1.99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9.8%,超過美國(1.952萬億美元、19.4%)成為全球第一大工業生產國。短短11年間,中國連續將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甩在身后。2015年5月,國務院印發《中國制造2025》,向世界第一強工業國發起沖鋒,中國以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優勢勢必更加凸顯。

 

二、基礎設施:領先與反超的對決。基礎設施驅動歷次技術和產業革命。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將在累積前四次產業革命基礎設施成果特別是第四次產業革命基礎設施成果基礎上對人類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作用和影響。

 

在第五次產業革命之爭中,中美基礎設施的實力與較量必然圍繞能夠滿足人類更高層次需求——“有尊嚴的生存與發展”的智能科技與生命科技領域展開。

 

智能科技領域:第四次產業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它所成就的全球信息網絡基礎設施正加速向高速率、廣普及、全覆蓋、智能化方向發展,戰略地位日益突出。在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中,以5G網絡為代表的基礎設施是最重要的驅動要素。5G不僅可以加快網速,還能增加容量,因而有助于物聯網等產業發展。所有的網聯汽車和各種電子設備都能生成海量數據,這可以幫助一個國家在無人駕駛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領先優勢,進而在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中贏得領先優勢。據路透社倫敦報道,中國目前支持5G通訊的基站數量是美國的10倍多。僅在2017年的3個月里,中國手機基站公司和運營商增設的基站就比美國之前3年所設的還要多。自2015年以來,中國在5G方面的支出超出美國240億美元,且已建設35萬個新的無線基站,而美國建設的則不到3萬個。

 

生命科技領域:生命科技是人類進入生命科技時代的奠基石,無疑也成為大國競爭的重點。在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中,中國以其獨特的基礎優勢成為美國在生命科技領域最大的競爭對手。中國是公認的全球生物技術領導者,是一個生物資源大國,擁有全球10%的生物遺傳資源。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擁有動植物、微生物約26萬種,其中植物3萬種、動物20萬種、微生物3萬種,中國還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多民族國家,有著其他國家少有的豐富的人類遺傳資源。所有這些資源都為中國發展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提供了豐富基礎材料。相對于世界上許多國家(如美國)來說,這種優勢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具有獨占性的。

 

三、研發創新:實力與潛力的比拼。智能科技與生命科技的突破發展離不開研發創新的驅動。研發創新既需要已有的研發實力,也需要高智商的工程師不斷推動研發潛力的釋放。

 

研發實力:研發實力建立在高強度的研發投入與發明專利基礎之上。一方面,全球前沿研發創新越來越離不開科研基礎設施與高端精密設備的大量投入,國家集中力量在研發方面的資金投入是研發創新成果的前提保證。中國在研發投入強度方面日益顯示出雄厚的研發實力,并有望趕超美國。

 

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統計顯示,2016年美國R&D國內支出達到5103億美元,位于世界第一;中國R&D國內支出達到2378億美元,位于第二。2000年至2016年,中國R&D國內支出增長超過20倍,年均復合增速達到21.3%,同期美國R&D國內支出增長不到2倍,年均復合增速僅為4.1%。按照2010年以來中美R&D國內支出的復合增速測算,到2024年前后中國在研發的整體資金投入就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統計,截止2016年底全球共有972萬件有效發明專利,從增量角度,2016年各國發明專利申請量排名分別為:中國(126萬,2005年時中國只有17萬)、美國(52萬)、日本(46萬)、韓國(23萬)、德國(18萬),而專利授權量排名分別為中國(32萬)、日本(29萬)、美國(28萬)、韓國(12萬)、德國(10萬)。實際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16年世界知識產權統計數據顯示,從受理專利申請的國家和地區有關數量來看,中國專利申請數量已連續6年世界第一,從2015年起就已超過美、日之和。預計在2025年前后會占到全世界的70~80%。在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擂臺上,中國在研發實力上將逐步甩掉其它國家,成為擂臺上的一大主角。

 

研發潛力:對于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的主戰場——智能科技與生命科技來說,研發潛力至關重要。研發潛力一方面主要體現為擁有來源穩定且源源不斷的工程師。近幾年,中國人在工程師自我培育方面加大力度,成效顯著,正在與美國相媲美。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統計,2014年自然科學與工程學學士學位獲得人數排名靠前的國家與地區分別為中國(145萬)、歐盟8國(57萬)、美國(38萬)、日本(12萬)、韓國(11萬),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而博士學位獲得人數的國家與地區排名為歐盟8國(4.92萬)、中國(3.18萬)、美國(2.98萬)、日本(0.59萬)、韓國(0.55萬),中國的研發創新潛力優勢明顯,在研發潛力上足以與美國相抗衡。

 

另一方面,研發潛力也需要高智商的人口。英國和美國等專家近年在研究全球人種的智商時發現,東亞人智商在全球最高,歐洲人緊隨其后。東亞人成年后大腦容量比白種人平均多1立方英寸。世界上智商最高的國民分布在中國、新加坡、韓國和日本,他們的平均智商高達105。英國阿爾斯特大學名譽教授理查德·林恩在他的新書《智力的人種差異:進化分析》中亦有這樣的結論:東亞人智商平均達到105分,全球最高,歐洲人緊隨其后,達到100。

 

此外,美國心理學協會去年進行的一次最新調查顯示,通過對全球人種的智商(IQ)測試對比發現,各人種的智商值存在差異,最大相差50%,東亞人比美國白人和黑人都要高。雖然,各團隊的數據有輕微的差值,但最后的結論還是一致表明東亞人在智力上的確擁有優勢,其研發潛力充滿無限可能。中國是四大發明的故鄉,而非只會模仿山寨的國家,中國人的創造力特別是基于規模的研發潛力會越來越明顯。

 

四、市場規模:戰略破局與“銅墻鐵壁”的較量。市場規模是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國不僅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以抵御海外市場的波動,還積極拓展海外市場,贏得戰略先機。如:面對美國在太平洋筑起的“銅墻鐵壁”-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2013年中國戰略性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覆蓋了全球44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60%,它的朋友圈經濟總量有21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0%,極大地延展了中國市場規模。據統計,從2000-2017年,美國市場規模增長到57564億美元,增長了74.4%。而中國市場一路狂飆,增長到驚人的54223億美元,增長了11.5倍,幾乎與美國市場并駕齊驅。

 

五、成果轉化:“三螺旋”與“立體三螺旋”。科技創新成果轉移轉化是當前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也是政府、科研機構、企業等各種資源的匯聚點,它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競爭能力以及綜合實力。

 

美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系根植于“政府-產業-大學”創新三螺旋模型理論,通過強化政府部門、私營企業和大學研究機構的伙伴關系,提高了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率,增強了美國的創新實力。

 

在三螺旋模型基礎上中國探索出更加符合中國發展特色的立體三螺旋理論,即“園區+產業+金融、技術+資本+產業、政府+企業+大學”三個三螺旋多重交織的立體三螺旋模型,來推動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果轉移轉化。

 

立體三螺旋模型是對原來“政府+產業+大學”三螺旋的重要升級和發展,將原來一個維度的三螺旋模型上升至多個維度,涉及要素更加多樣,各要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更加深化,其中政府發揮的作用也更加突出和重要,尤其是在體現國家重大戰略的重點技術和項目上,例如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等領域,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的優勢更加明顯,而由此衍生出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方式也更加豐富,必將在未來的全球科技創新競爭中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可知,中美雙方在很多領域的實力不相上下,甚至不少領域是中方領先,在此背景下,美方在第五次科技與產業革命競爭中可能采取如下攻防策略。

 

美方的防守要點:一是嚴守暫時領先的信息、智能、生命三大領域,在研發能力方面必會嚴防中國對美的學習復制;二是增強三大領域的研發投入與產業轉化能力,鑒于美國政府的財政能力不足,預計將依次大規模削減對外援助、國內福利、軍費,而投向研發與新興產業基礎設施;三是扶持民間的三大領域研發與產業能力,包括政府力量協助開拓市場,發揮美國優勢的資本金融力量,以“股市”為載體,協助研發及新興產業上市公司做大做強。

 

美方的攻擊要點:一是破壞中國的三大產業研發力量,包括研究人員交流限制,技術禁運等;二是用各種借口與手段,重點攻擊三大產業的中國領軍企業;三是為阻止中國發揮政治制度與財政能力,特別是能支持資助研發與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的能力,美國必會多種渠道刻意攻擊中國政治制度、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企業政策,目標是阻止中國籌集到美國不能籌集的巨量資本投向三大領域;四是重點攻擊A股、港股的科技股,特別是研發強、盈利弱的三大產業新興上市公司的融資能力;五是為阻止中國擴大國際技術集成,擴大市場范圍,會通過“建群”與“破群”兩手齊下,阻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

 

按此邏輯,中方不難推導出必行之攻防應對策略:一是強化“政制”;二是擴大跨國合作;三是重投研發經濟;四是大力興建新興產業基礎設施,加強三大領域轉化能力;五是加強金融對研發及新興產業支持能力。

 

六、特朗普“再工業化”是偽命題。美國產業現狀表現為美國經濟“虛擬化”虛胖,就業基礎缺乏,與第二次、第三次產業革命相關的基礎設施老化破敗。

 

正如歷次產業革命規律所揭示,特別是第三次產業革命,即電氣、重化工業,非常依賴大規模基建與大量資本積累,主要維度是大資本“積累”。已經虛化的美國若要再“重”工業化,必須搞大基建、大投資,必須過“積累”關。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最新報告,目前美國國債占GDP比重為78%,2030年將達100%,到2048年將翻倍為152%,超過1946年二戰后的高峰106%。在此背景下,美國政府要推動建立大基建、重工業,可行的資本積累方式只有三條路:① 學習斯大林、毛澤東,從農業知識階層、官員階層那里獲取積累,特朗普如真這么做,只會犧牲農業利益,并與知識階層、官員階層為敵,即與美國精英階層為敵,目前看,如今似有此跡象;②學習希特勒,向猶太金融資本開刀(希特勒從猶太人那里搜刮了60-80億馬克,而1939年德國的黃金與外匯儲備僅有5-6億馬克);③學習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發動戰爭掠奪,可掠奪的對象只有中、日、德。

 

特朗普若實行“再工業化”,只有通過①②③三條路才有一線可能,但在當前世界格局下,終是浮萍之沫,只能是“偽命題”。反之,特郎普及后續美國政府在再工業化路線不可行的情況下,必然會加大與中國爭奪信息、生命、智能三大未來新興產業的力度與決心。格局所致,退無可避。

 

第五次產業革命將是人類最后一次產業革命,以信息工業、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為三根支柱的產業革命將徹底顛覆人類社會面貌等等。